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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东亚(四四)︱用什么“超克近代”?

发布: 2017-11-16 02:42 | 来源:www.jptranslate.com | 查 看:

“超克”是日语词汇,对应英语中的overcome一词。可以理解为超越、克服,甚至是征服。在1930和1940年代,对殖民现代(所谓“近代”)的不满,在日本的知识精英群体中日益增长,“超克近代”成为当时试图挣脱西方束缚、寻找日本主体性的思想口号。

1941年12月7日,当地时间清晨,日本联合舰队在山本五十六的精心策划下,成功偷袭了美国在夏威夷珍珠港的海军基地,重创美军太平洋舰队,“大东亚战争”爆发。此时距离马修•佩里率领美国军舰首次“叩开”日本国门,将近90年。

发现东亚(四四)︱用什么“超克近代”?

珍珠港事件

在中国人的历史认知中,珍珠港事件是抗日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环节,它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,但并不是历史的起点。但在当时乃至今天许多日本人的认知中,它是同“满洲事变”(侵占东北)、“支那事变”(全面侵华战争)完全不同的另一场战争,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打开。和佩里的黑船来航一样,这是使日本再度进入世界史的事件,也是日本对“近代”一次隆重的宣战。

二战当然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又一次总爆发,其根源是一战后各种思潮和政治势力在暂时掩盖的危机中继续发酵、撕扯。对它的分析理解,有不同的角度:经济、政治、国际关系、社会、军事等。其中一个不能忽视的视角,是思想。尤其是对于二战中的太平洋战场而言,这种思想的冲突至为激烈,至今也并未完全结束。

1942年7月,日美宣战半年多后,日本一些知识精英在《文学界》杂志召集下,在京都一家温泉旅馆,举行了为期两天的讨论会,主题就叫“近代的超克”。这个日后被思想史研究者反复提及的跨学科讨论会,目的是探究“大东亚战争”的意义。

站在今天,学者们的发言无疑是在美化侵略。但在当时,真正让他们兴奋的,并不只是战争本身,而是以对美开战为标志,彻底整理日本在近百年中的历史定位。在他们看来,开战并不只是对物质或权力的争夺,而是日本对欧美主导的殖民现代体制,以及这个体制背后的一整套历史文化观,作一个彻底的了断。用与会的京都大学哲学家高山岩男的话说,这代表了“非欧洲世界将要独立于欧洲世界的趋势或者事实”,而“满洲事变、退出国联、支那事变,贯穿这一连串具有世界史意义的”日本的意志,“不外乎是对立足于欧洲近代原理的世界秩序的抗议。” 换句话说,对于当时这些知识人,这场战争的抵抗性更大于侵略性。

前面的专栏已经提到过,进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后,日本经历了最初的经济腾飞,也无可避免地遭遇到深重的社会危机。对欧美殖民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,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在日本的思想界、舆论界兴起。“亚细亚主义”的诉求,是摆脱西方的殖民桎梏,建立一个所谓“独立自主的亚洲共同体”。这套逻辑又和“兴亚”论结合,逐渐发展为日本对自身殖民亚洲的理论解释。

最早一批实践亚细亚主义的政治家,包括创立了东亚同文会的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。他的儿子近卫文麿在19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数度出任首相,与东条英机一起创立了法西斯主义色彩浓厚的大政翼赞会。正是在近卫文麿任内,日本明确提出了建设“大东亚共荣圈”的纲领和政策,发动了“大东亚战争”,使亚细亚主义思想与军国主义实践深度结合。

乍一看,日本的大东亚论述,以反现代的面目出现。可其根深蒂固的逻辑,仍然是殖民现代性带来的。所谓“兴亚”,正是“脱亚”的另一面向。它一方面反对欧美以种族主义、文明开化论为主基调的历史观,另一方面却以标榜日本(或者东亚)的种族优越、文明独特来对抗这种历史观。它一方面强调抵制欧美帝国、资本与殖民势力的扩张,另一方面却以“共荣”为名,大肆在中国台湾、朝鲜、中国大陆和东南亚扩张自己的帝国、殖民和资本。也就是说,他们在用与“近代”完全一致的逻辑,完成“超克近代”的宏业

日本的知识分子,尤其是那些对中国、对东亚有着深挚情感的知识分子,并非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矛盾。著名的鲁迅研究者竹内好(1910-1977)就表达过这种困惑:“我们热爱支那,热爱支那的感情又反过来支撑我们自身的生命。支那成长起来,我们才能成长。这种成长的方式,曾经是我们确信不疑的。直至支那事变爆发,这确信土崩瓦解,被无情地撕裂。”“我们一直在怀疑,我们日本是否是在东亚建设的美名之下而欺凌弱小呢?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