谷川俊太郎:爱是世界存在的原理
文章来源:网络整理     发布时间:2018-05-28 15:29

本报记者 徐夏 发自香港

谷川俊太郎(Shuntaro Tanikawa,1931-)是日本当代著名诗人、剧作家、翻译家。21岁以处女诗集《二十亿光年的孤独》登上日本诗坛,之后相继出版《62首十四行诗》、《忧郁顺流而下》等七十余部诗集,以及理论专著《以语言为中心》、散文集《爱的思考》和话剧、电影电视剧本六十余部,并译有西方的童谣和绘本二百多部。谷川以其清新、洋溢着爱之精神的诗作赢得数量惊人的日本读者,他的一本诗选集数十年来重印可达五十多版次,累积销售八十余万册,在诗作的高水准和畅销之间,谷川作品创造了一个当代奇迹,他大概是仅凭诗集版税即可过上优裕生活的绝无仅有的当代诗人,这对一直强调生活比诗歌重要的谷川大约也是一种变相的褒奖。谷川还和日本文化圈一系列著名文化人有过广泛合作,这些人包括指挥家小泽征尔、电影导演寺山修司、小说家大江健三郎、摄影家荒木经惟等。

谷川此次造访香港,是应香港中文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之邀参加“国际诗人在香港”系列活动,据该项活动的负责人和推动者诗人北岛介绍,东亚研究中心计划从2010年秋天开始,每年邀请两位世界级的诗人来港访问,逗留两周左右,参与朗诵会、专题研讨会等多种形式的诗歌活动。9月25日傍晚结束了在尖沙咀商务印书馆的朗诵活动后,在书店附近的一间西餐厅谷川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。谷川虽年近八十,但身体显然还健康,连串活动并没有使他显得疲劳,他面容安详,有一种东方式的沉静。这和去年来港参加香港国际诗歌节的美国诗人加里·施奈德有显著不同,虽然两人年龄相仿,而且施奈德也沉迷于东方文化,但是施奈德咄咄逼人的眼神和话语还是显出内在的西方文化根基。谷川坦言在诗学上受到过加里·施奈德的影响,可是他谦和温婉的态度呈现出一个年长的东方诗人形象,这和谷川诗作中贯穿始终的人类之爱的主题完全吻合。

生活第一位,诗歌第二位

时代周报:诗集在当代一般都是小众读物,但你的诗集很畅销。

谷川:读者购买我的诗集,说明我诗集里的某一首诗一定与他们发生了共鸣,也许这种语言诞生了一种生存的力量。经常收到很多读者的信,说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了诗,通过阅读我的诗歌作品受到了鼓励,受到了鼓舞,这让我非常感动。有时候在我签名售书的时候,有些读者会握着我的手,表示非常感激、非常感谢,从这种现象来看,我的诗还是带有一些力量的。

时代周报:你的作品拥有广泛的读者,甚至可以靠诗集出版的版税来过比较优越的生活,这一点对于绝大多数当代诗人都是难以想象的。可是对于畅销,有的诗人也是持某种警醒的态度,比如艾略特就曾说过,他只希望每个时代有一小群自己的读者,请问你是怎样看待自己的畅销?

谷川:我觉得艾略特说的是正确的。我的诗歌写作的动机可能和别的诗人不一样,我写诗就是为了养家糊口,就是我必须得考虑怎么养活妻子、孩子,我必须得写一些能卖得动的诗集。

时代周报:我们知道诗人写作的动机,和他的诗的优劣其实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。有的诗人野心很大,但他的诗写得未必好;那么反过来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,这种比较轻松的写作态度也带给你的诗一种比较好的品质?

谷川:首先,我和别的诗人不一样的是,从开始诗歌写作,我从来没相信过诗歌。

时代周报:那你相信的是什么呢?

谷川:是生活。这很重要,因为生活是第一位的,诗歌是第二位的,是次要的。

时代周报:你亲历过二战末期美军对东京的大轰炸,亲历过战争的残酷,可是和战后许多日本诗人执著于痛苦的战争经验相比,你的诗作对这些战争经验少有正面触及。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?

谷川:我诗歌创作的时候,一般是要避开现实。比如“9·11事件”对我冲击非常大,有了写作的欲望,但我还是避开了直接表述与“9·11”有关的东西,这种冲击会因为回避直接表述而积淀在内心深处,有时候会产生一种与它有关的,但较为隐讳的诗作。当然这种事件对于一个写作者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,对我来说我不会直接去叙述,但对我的影响一定在我的语言和诗歌深处存在着—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时代周报:也就是说诗歌不应该成为一种简单的政治表态?

谷川:诗歌没有这种功能,而且不具备这种功能。因为政治和诗歌语言的差别太大。

我的诗歌应该像女人那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