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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燥热的年代阅读经典,是有年轻人追随的事业

发布: 2017-06-14 00:41 | 来源:www.jptranslate.com | 查 看:

在燥热的年代阅读经典,是有年轻人追随的事业

题图 | 2015年通识教育暑期班现场

赵亚坤摄

十年前,通识教育甚至还算是一个敏感词,而十年后,却成为了许多教育家、学者、老师、学生内心的共识。

在中国做通识教育,确实是一种理想主义,然而,这份理想并非空中楼阁。以往关于通识教育的报导,经常从外部展开,高屋建瓴。今天活字分享的这篇文章,是由一位今年暑期讲习班的亲身参与者所写。作为一名在校博士生,他不仅聆听老师们的授课,同时也在细细观察自己的同龄人对通识教育的感受。他发现,在接近四十度酷热的北京,一群年轻人对这样一件看似“不合时宜”的事儿,是如此真诚地全身心投入参与。

正如本文作者所言:在燥热的年代阅读经典,是一项有年轻人追随的事业。

不到现场,怎能理解通识教育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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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人斯

七月中旬的北京,小暑节气,酷热。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,喧闹的毕业季与宁静的假期正在交接,归家的在校生与手捧鲜花的毕业生不时擦肩而过,时序的轮转把离别的主题推到了校园的前台。离愁别绪总挂着把酒言欢,一年之中,读书氛围最淡的时候莫过此时。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,从全国各地来的三百人聚在“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”研读哲学经典,听着有些不合时宜。

长久以来,人们议论通识教育也往往落到“不合时宜”这四个字上。“如果毕业之后连工作都找不到,要通识教育有什么用?”“学生连专业知识都没学好,现在谈通识教育是不是太早了?”推动通识教育十余年的甘阳都对这四个字有所体会,十年前,首届中国文化论坛于2005年在北京香山召开,开启了中国十年来有关通识教育的讨论与实践热潮。会议结束之后,出版了《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》一书,虽然里面所谈论的全是通识教育,但书名上使用的却是“人文教育”。甘阳说,当时谈通识教育还有些敏感,只好以人文教育之名掩通识教育之实。归根到底,十年之前谈通识教育,在场面上至少是不合时宜的。

在燥热的年代阅读经典,是有年轻人追随的事业

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、博雅学院院长甘阳

无论怎样显得不合时宜,通识教育讲习班的吸引力是一个回答。在燥热的年代宣扬阅读经典,是一项有年轻人追随的事业。八百多人愿意自费在酷夏跑来听哲学经典的解读诠释,这种热情很难想象,丁耘在课上甚至半开玩笑地说:“诸位在这么炎热的天来到北大上课,也不知道你们是出于什么动机。”这些年轻人在离家之前,他们的父母或许还会唠叨,邻居家的孩子跑去公司实习了,你怎么还跑去读哲学。然而,一旦他们执意走进课堂,这一行为已经反抗了所谓“不合时宜”,听杨立华讲《庄子》郭象注,丁耘讲《理想国》与《论语》,听吴增定说修昔底德与霍布斯的思想对撞,听李猛说海德格尔笔下的柏拉图,听吴飞谈亚里士多德的《政治学》和《大学》,年青人在课前与课后都津津乐道:这五个人究竟能把这些经典讲出什么样的花来?授课教师与经典文本构成了双重吸引力,学生完全知道这些经典所固有的难度,于是更加好奇即将听到的解读会引发怎样意想不到的思考。例如我们不仅会期待进入《理想国》的文本,同时也期待丁耘思考中的《理想国》会呈现什么样的内容;或许我们能猜出吴飞讲《政治学》与《大学》的大概内容,却弄不清他为何要把这两部经典放在一起授课。

对我来说,两种“通识教育”会在课堂上发生怎样的奇妙效果更值得关注。这次授课的五位老师都有着类似的成长经历,在他们读书的时代是各自大学读书小组的活跃分子。二十多年前,北大的“福柯小组”聚集了一批读原典的学生,这批人开创了今天北大哲学系各类读书小组的传统,大家后来也都知道这批学生成长为了怎样的学者。大概在世纪之交,复旦哲学系成立了“海上西学读书会”,从柏拉图到莎士比亚再到十三经,他们对经典的阅读有着持续的热情与惊人的纵深,并且形成了复旦自己对待经典的态度与方式。今天回首看,南北两边的读书小组是自发的通识教育,他们虽然围绕着经典,却没有将自己的思考仅仅局限在某一部大书里,算得上是通识教育的自觉实践者。今天的通识教育不同,它是组织化、制度化的教育改革,学生们往往尚未自觉形成通识的理念,就已经置身于通识教育的教学体系之中了。更确切地说,学生们还没有对阅读产生反思,就已经先行纳入到通识教育的筹划之中了。今天的际遇是,当年那批自我通识的学者,如何领着懵懂的学生进入到体系化的通识教育中,让他们自己建立起与经典的亲密关系,这件事本身就是看点。

在燥热的年代阅读经典,是有年轻人追随的事业

中国文化论坛发起人、名誉理事长董秀玉(活字文化董事长)